这篇文章是我 2020 年初写的，现在是 2022 年年中，两年多以前了。如果说这两年时间我的思想有什么进步的话，那我现在再重读这篇文章，应该就会有些新的不同的看法。实际上也确实有。更新在下面。
第一节 2020 年年初原作
农民张三和老婆离婚后就出去打工了，女儿跟她妈过。然后，张三意外身亡，很快，很急，只留下几万块钱：被他四个姐姐分完了。
流动的钱无主，谁都能拿，但张三留在老家的房子和几块地却谁都拿不走 —— 房子破极了，没人买，也不值钱；至于说那几块地，四个姐姐一个老婆都出嫁了，谁看着？自然没人要。可没人要也不能拱手送人不是？那就荒着吧。
很快，张三下葬了，同村的二叔给他送了殡，算是送终。之后十几年，大家相安无事，房子和地也都荒在那儿，没人再提。可前几天，二叔发了愁 —— 张三的四个姐姐，忽然就把那荒了十几年的几块地，给卖了！买主自然不傻，远水解不了近渴，就是同村的王五。
那为啥二叔发愁呢？因为他也想要那几块地，理由也很单纯：谁送的终，按照农村几千年的老规矩，这地自然就是谁的。咋办？爷们儿的尿性就那样，一言不合就上门理论个清楚：二叔找到王五，说这地你不能买。同为农村人，王五也明白二叔的意思，他也没说什么，任凭二叔骂了他个狗血淋头。然后，王五就找到了死去张三的四个姐姐，把她们叫到二叔家；王五先骂了二叔一顿，出出气，“出这事儿你不能找我，你得找这个原主才行”，又把二叔丢给了死去张三的四个姐姐，“这下没我事了，你们自己理论，看卖地的钱归谁就行了”。死去张三的四个姐姐又骂了二叔一顿，“这地就该归我们，你的规矩不是法律，咱都是文化人，得按法律办事”。二叔本来以为王五服了气，可没想到自己又莫名其妙挨了两波骂，他挺郁闷。
二叔找到了我。我乍一听，一想，还真是死去张三的四个姐姐说得对，她们血缘关系更近，比二叔更有权利继承那几块地。再说，农村那 “重男轻女”、“嫁出去的女儿就不是自家人” 的观念，现在来看也压根儿就站不住脚，这没悬念了。二叔更郁闷了 —— 地没争过来不说，还挨了两顿骂，外加丢人现眼，唉！“这事儿办毁了 “。二叔让我给他出出主意，又把事情经过仔细对我讲了一遍。我才知道，原来张三的女儿还活着。“那好办，二叔你去找张三的女儿，从她手里把剩下的地买下来，就好了 “。“王五的那块呢”？ 脑子里蹦出一个词，“善意第三人”，我就对二叔讲了讲；结论是，要不回来。二叔悻悻的走了，我也挺无奈。
这事儿完了吗？没完，当然没完，不然就没有写下来的必要了。因为我又完全推翻了我之前的结论。这几块地，还真就是二叔的。首先地是不能买卖的，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权利买卖土地，土地是归国家和集体所有的。我们任何人，只能使用土地，不能占有土地。所以，死去张三的四个姐姐和王五的土地买卖行为，根本就是违法的，无效！ 那怎么来继承呢？张三死了，这地谁能继续在上面盖新房？ 如果张三有儿子，并且他儿子依然是这个村集体的成员，那就由他儿子来继承 —— 他儿子可以对房子进行修缮和翻盖。可现在张三没儿子，只有一个出嫁的女儿，这怎么算？很简单，房子是他女儿的，但地不是，地是集体的。等到张三留下的房子自然消灭了，村集体就可以收回对这块地的一切 —— 包括重新分配 —— 权利。既然这地是村集体的，那在农村自然就按 “老规矩” 来，给二叔。
这… 为什么法律也搞 “重男轻女” 这一套？我想了好几天，得到了答案。因为规则是用来维护稳定的，换句话说，不是太公平也没关系。农村那种实质上的 “重男轻女”，是小农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，因为各个家庭都必须保持自身的财产不外流。流动的钱可以再赚，可地，行吗？像这样，我们村的地，被其他村的人操纵着，卖给了一个第三方，这样的事情能让它堂而皇之的存在吗？当然不行，因为这件事情的极点就是我们村会被卖光，然后在地图上消失。村子可以，国家呢？当初沙俄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帝，可没想到美帝会在那儿建军事基地来恶心自己。法律同样，它的制定者也要考虑这个 “稳定” 问题，不过法律是浅层次的 “重男轻女”，它只是一种表现形式，而非本质。证据？房子完全是张三女儿的，和二叔一毛钱关系都没有。
黄海按中间线划分，东海按大陆架划分，南海？咱们的南海疆域都划到别人家门口了，这叫「自古以来」。你讲规则？规则就是这样定的。你可以说这个规则不够文明、不够进步，也可以直接就说它野蛮，可你不能说它错，因为它维持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稳定；你当然也可以取缔它，就因为它不够文明、不够进步，因为它野蛮。
缠足等等不在讨论范围之内，别抬杠。
第二节 2022 年年中更新
其实，现在看来，原来给出的结论是不怎么正确的，至少是不怎么文明、不值得被鼓励的。
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，而统治阶级天然有个趋向就是维护当前社会的稳定，只是不同地域、不同历史阶段的统治阶级不同而已。每个国家都有其文明形成以来的历史惯性，这种惯性是由该国地理位置、历史沿革等众多因素所塑造的，某种程度上也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未来走向。这块土地上的历代政府所推行的一些政策，就是这种惯性的体现之一。
中国，汉代井田制崩塌，取而代之的是均田制，而某种政策归根结底总能凝结成几个核心纲领，这几个核心纲领才是这种政策最想规定的地方，其余的具体的细枝末节都是这种纲领的体现。均田制核心纲领其中之一就是很大程度上承认了土地私有。
钱穆在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》中指出，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个矛盾在，就是耕者有其田与土地兼并之间的矛盾。耕者有其田即土地私有，土地兼并即资本掌握大量土地资源形成事实上的财阀，再结合对佃农税收的优惠政策，说是形成了地方割据也不为过。
土地私有，可以极大激发农民劳作积极性，但同时也意味着土地这种特殊物产就是个人财产，那言外之意就是拥有完全的处分权，包括自由买卖 —— 这势必导致「富者田连阡陌，贫者无立锥之地」的后果，人的能力是有强有弱的。
建国以后，我没有具体查各个历史阶段的土地政策，但是从我党最初的阶级属性来看，土地公有制是必然的。落实到具体政策上，就是上文描述的现象。
法律也好制度也罢，归根结底都是人的意志，而只要是人的意志，在 14 亿人口、960 万平方公里的一个国家中，那必然就会有水土不服的现象发生。这种水土不服，是客观存在的，但我们不应该以这种存在作为常态且欣然接受。